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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在孝北县如期召开。

     总体上比较顺利,细节上还是出了一点纰漏:发放纪念品时,把列席会议的孝北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的人员漏掉了。

     散会晚宴结束,送走所有的客人之后,赵国栋把王加林和余丰新叫到行长室,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责问他们,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参会人员为什么没有纪念品?

     王加林和余丰新面面相觑,摸头不是脑,被问得白眼直翻。

     纪念品的数量、鞋子的规格和尺码是保卫股负责统计的,运动鞋是信贷股姚丽琴负责买回的,办公室仅仅是根据保卫股提供的名单,把东西分发到参会人员手里而已,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人有纪念品,哪些人没有纪念品?

     嘿,办公室是这次会议的牵头主办部门,出了问题,行长拿他们是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听赵国栋发完脾气,余丰新慢慢皱起了眉头。

     “咝……”他像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说:“不对呀!叶卫国从我这里领走了四双鞋子,怎么会没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呢?县公安局来了两个人,治安大队长和消防大队长,镇派出所就来了一个所长,总共三个人,加上叶卫国本人的,正好是四双鞋呀!”

     “你记性倒不错,他是领走了四双鞋。四双鞋是按你说的人员发放的吗?”赵国栋反唇相讥,“他们保卫股四个人凭什么每人能领一双新鞋子?支行请来的尊贵的客人反而没有!办公室是怎么统筹安排的?你们两个主任是么样当的?”

     原来,叶卫国提供的“保卫股四双”,是指他、司机小宋和两个经警,并不包括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三位客人。

     余丰新于是退出行长室,怒气冲冲地到保卫股去找叶卫国。

     叶卫国被叫来之后,面带微笑,露出一脸的无辜:“我以为会议工作人员都有纪念品呢!他们几个人为了统计参会人员名单和鞋子的尺码,电话都打破了。这次召开的又是安全保卫工作会议,我造表时,就把他们三个人算在里面了。”

     “那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吗?王主任不是工作人员吗?”余丰新越发怒火中烧,“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服务工作,你造表时怎么没有把我们统计在内?”

     “我以为你们自己会安排呢!”叶卫国嘻皮笑脸地狡辩道,“如果行领导觉得不该给保卫股的三个人发鞋,我让他们退出来就行了。不过,他们都穿过了,可能有点儿脏。”

     叶卫国说的不假。赵国栋正是看到保卫股每人都穿着新运动鞋,才感觉不舒服的。

     这种人,简直就是流氓和无赖嘛!

     赵国栋没有马上表态,坐在转椅上生了好半天的闷气。如果让司机小宋和两名经警退鞋,恶人就是他赵国栋了。何况穿过的鞋子退回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别人。

     三个中层干部都低垂着头,等待着赵行长发话。

     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掏出打火机点燃,接连不断地吸了几口,愤怒的情绪这才慢慢有所平息。好半天,他才用和缓的语气发表自己的处理意见:“已经发出去的鞋就算了,再去收回来,搞得大家面子上都难堪。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鞋子呢,重新去买,包括三个来开会的领导和两个司机。他们是来了两辆车吧?”

     叶卫国和余丰新同时点了点头。

     “至于会议工作人员,大家为了把这次会议组织好,的确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比较好,会议召开得很成功。保卫股的同志们平时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也很辛苦。”赵国栋的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由批评转向表扬,显然是想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叶股长是会议代表,领鞋正当名分。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王主任、余主任和姚丽琴,每人也安排一份纪念品。算上公安局的,再去买八双鞋子,由余主任负责经办,尽快把公安局和派出所的给他们送过去!”

     这样的处理结果,王加林肯定是不满意的。

     他觉得赵国栋完全是在和稀泥,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但人家是行长,一言九鼎,他也无可奈何。

     为了组织和召开好这次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他不知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领一份纪念品,一点儿也不过分。余丰新同样忙前忙后,同样受之无愧。

     姚丽琴凭什么得纪念品?

     姚丽琴就是负责联系采购事宜,鞋子是商家开着车子送过来的。她从中不知吃了多少回扣,再另外得一双鞋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还有,保卫股的三名员工就是统计了一下参会人数和鞋子的尺码,每人能够领到运动鞋,而支行办公室的胡蓉、袁萍、司机小秦、司机小唐和水电工,做的工作比他们要多得多,为什么反而没有?

     这些话,加林主任只能烂在肚子里。

     并非他不愿意为办公室的兄弟姐妹们据理力争,而是他心里非常明白,说了等于放屁,甚至连放屁都不如。放屁还能闻到臭味,他说出来,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赵国栋绝对不会采纳他的建议,更不会改变已经做出的错误决定。

     一年多的相处,王加林对赵国栋的脾气、习性和为人了如指掌。如同医院里的透视设备一样,他能看清赵国栋的五脏六腑,乃至骨头的构架和血脉的分布。

     那么,在王加林眼里,赵国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观其外貌,赵国栋算得上一表人材。一米七八的身高,满头自然卷曲的黑发,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基本可以划入美男子的范畴。

     这一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不然的话,年轻漂亮的姚丽琴也不会对他投怀送抱。虽说姚丽琴在**方面如饥似渴,但还没有到饥不择食的程度,并不是说随便哪个男人都能上的。

     赵国栋脾气不温不火。走路慢腾腾的,怕踩死了蚂蚁一般,通常情况下,很难听见他的脚步声。说话也是慢条斯理,不急不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哪怕与人争吵和辩论,他也只是红着脸、淌着汗,弯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声音并不会明显放大,语速也不会明显加快。

     缺乏阳刚之气——人们往往会对赵国栋产生这样的第一印象。

     因为中专毕业后一直呆在银行机关,养尊处优,安于现状,满足于能够应付手头的工作,懒得去为未来的发展强筋壮骨、学习充电,所以,赵国栋的知识水平最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原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说拿到了一张市委党校颁发的大专文凭,但地球人都知道,那只是花钱买来的,耗时间混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改革的浪潮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的位子上,虽说大喜过望,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当不好这个行长,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当。他没有在银行县级支行工作的经历,更别说担任支行的一把手。

     上任之初,赵国栋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身上,指望他们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目光都集中在赵国栋身上,等待着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结果,支行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才结合市分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年度工作计划。

     赵国栋平时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市分行来了文件,布置工作任务了,他就开始忙乱一阵。围绕如何贯彻市分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工作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什么新动作新东西,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也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

     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有效地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身为办公室主任,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的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

     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经八百地组织如开个会议不可。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能够搞定。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得花费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的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他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

     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种作风啊!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

     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和安排:“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有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

     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一行之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当这些富丽堂皇的金融大厦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

     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赵国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