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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在白素珍一门心思要打赢官司,控告王厚义,为她养母报仇,为她自己雪恨的时候,她儿子王加林正为结婚的事情愁肠百结。

     春节期间到方湾镇拜年时,加林和准岳父母——也就是红梅的父母亲商定了婚礼的时间,初步定在“五一”前夕的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

     当寒假结束他们二人回牌坊中学上班时,已经是农历正月十二,距商定的好日子不到两个月时间。

     结婚本来是人生最大的喜事,但这桩“喜事”却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搁在王加林的心里,成了他这个时期最大的精神负担和压力。一想到结婚,他就愁眉苦脸,似乎有一件难得不得了的麻烦事在等着他。

     也难怪,除了摊在办公室的几块木板以外,他什么都没开始准备呀!主要是因为没钱。他和方红梅的工资,一直是合在一起使用,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只有一百多元钱。

     靠这一百多元钱结婚,怎么样精打细算也不够啊!

     家具是非打不可的,家具打好之后还得做油漆;棉被、床单、被面、被里、枕头、枕套、枕巾这些床上用品是少不了的;每人还得置办一身新衣裳;再就是请客。就算在学校里举办婚礼,不邀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参加,牌坊中学有二十多个同事,起码也得置办三桌酒席……

     这些最基本的花销,少说也得五百元钱。

     也就是说,眼下还有三四百元钱的缺口。填补这些缺口,加林一直指望着他爸王厚义和他妈白素珍。

     去年暑假,加林回王李村帮忙家里“双抢”时,他爸和胡月娥曾承诺,结婚时帮他三百元钱。但是,自他奶奶去世之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王厚义和胡月娥再也不提这个话了。

     春节期间,加林向父亲和继母谈到过准备上半年结婚,希望家里能够帮助他。

     王厚义就一句话回敬他:“家里没钱。”

     加林说,也不一定非要你们兑现之前承诺的三百元钱,多少都无所谓,表达一下你们做老人的心意。我现在确实是遇到困难了,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王厚义还是那句话:“家里没钱。”

     加林心里发毛,火气也上来了:“有钱没钱只有你自己知道!钱是你挣的,给不给是你的自由。但是,拆老屋多余的那些木料哪儿去了?那是王家的祖业。我是王家的子孙,用那些木料打家具结婚,总不过分吧?”

     王厚义两只眼睛鼓得像灯笼,横眉怒目地骂道:“你管那些木料哪儿去了?老子处理这些木料,未必还要跟你个小狗日的商量?”

     是的,家里堆积如山的两屋子木料,早已无影无踪。

     加林他奶活着的时候,曾气呼呼地向孙儿控诉过:加草出生时,因为违犯政策,大队罚了五百元钱,是靠卖木料出的;王厚义的四弟王厚德在潜江结婚时,曾用汽车拖了满满一车木料到潜江农场……

     自己的弟弟结婚,王厚义能够那么慷慨地送木料;轮到自己的儿子结婚,他却如此一毛不拔。

     天下有这样做老人的么?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

     看到父子俩剑拔弩张,胡月娥就满脸堆笑地出来做好人。

     她劝王加林学聪明一点儿,给潜江的大伯大妈、三叔三婶写封信,告诉他们要结婚的消息,接他们回王李村参加婚礼。

     “舌头打个滚,叫人不折本。你在信里把话说好听些,态度诚恳一点儿。大伯和三叔条件那么好,一人帮你一点儿,结婚的钱不就有了?”胡月娥显得非常有经验的样子,启发王加林。

     加林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让他向潜江的伯伯叔叔们低头,才是王厚义和胡月娥的真正目的。

     这是不可能的。加林绝对不会去求这些与他虽有血缘关系、却没什么感情的伯伯和叔叔。

     王厚义的父母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依次取名厚仁、厚义、厚道、厚德。王厚义排行老二,他二十四岁时从潜江农场来到王李村,成就了一桩悲剧的婚姻。——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哥厚仁一直生活在潜江农场,是砖瓦厂的工人,娶了个四川女子为妻,生育了两儿一女三个小孩。他三弟厚道在部队服兵役多年,转业后回潜江农场担任副场长,老婆是潜江农场医院的医生,生有两个女儿。他四弟厚德是弟兄四人中长得最帅的,人也聪明能干,结婚后还生了两个儿子。可惜人能命不能,几年前莫名其妙地死于一场非常普通的疾病,据说属医疗事故,但一直没有定论。厚义的父母在小儿子厚德去世之后,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王厚义与白素珍的婚姻破裂之后,他一直在试图培养加林与潜江农场那些亲人们之间的感情,希望儿子融入潜江农场那个大家庭,但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加林始终与潜江的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和堂弟堂妹们亲热不起来。

     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缘分”吧!

     加林他爸王厚义这边儿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能够得到援助的希望几乎为零。加林他妈白素珍那边儿有没有指望呢?

     白素珍对儿子加林与方红梅恋爱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尽管她从来就没有见过方红梅,只是从加林的来信中,知道她初恋时曾在男生的选择上摇摆不定,就认定方红梅品行不端,为人不正,是个朝秦暮楚、水性杨花的女子。

     此外,她觉得加林十七八岁就“沉溺于女色”,是胸无大志的表现,太没有出息了!她曾在信中毫不留情地嘲笑和痛骂儿子,“命令”他“悬崖勒马”,赶紧与方红梅一刀两断。

     王加林自然不会服从白素珍的“命令”。

     他甚至觉得母亲的言行让人匪夷所思,提出的都是些无理要求,于是回信进行反驳,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

     结果,加林得到的是白素珍言辞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刻薄的攻击。

     他们母子之间有关恋爱的争论战火纷飞。双方各执一词,固执己见,谁也不肯让步。

     为了消除误会,改变母亲对方红梅的看法,王加林还利用寒假专程去过一趟河北迁西,与白素珍当面沟通,但两人不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还加深了矛盾和分歧。

     有时,王加林觉得这种争论其实毫无意义,也很无聊。

     反正他们母子相处的日子很少,将来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他和红梅的事情,白素珍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认可不认可都无关紧要。只要他和红梅真心相爱,坚持走到一起,白素珍也无可奈何。

     不过,一想到母亲对红梅毫无根据的指责,一想到这些分歧可能对未来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加林还是希望母亲在见到红梅之后,能够喜欢红梅,通过当面的交流,改变过去的成见。至于他们结婚时白素珍会不会提供“赞助”,他心里同样没有一点儿底数。

     总而言之,王加林对父母的帮助满怀希望,但又毫无把握。

     因为学校里找不到适合于打家具的场所,红梅她爸提议,把木板拖到方湾镇,他去请师傅把家具打好,再送到牌坊中学。

     王加林当然乐意。但同时又面临另一个难题,牌坊中学距离方湾镇一百多里路,拖木板肯定少不了汽车。

     去哪儿找汽车呢?就十几块木板,专门请一辆汽车又划不算。

     红梅她爸说,方湾镇经常有人去花园水泥厂买水泥,他留心一下,再有买水泥的汽车去花园镇,就托别人顺便把木板带回。

     这件难肠事算是有了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就是等顺路车了。

     王加林天天在学校里盼望着顺路车,但顺路车却迟迟不来,反而把他妈白素珍等来了。

     与母亲在牌坊中学不期而遇,加林虽感意外,但并不是特别紧张。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反正他和红梅已经领了结婚证,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白素珍的态度对他们的婚事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让加林没有想到的是,他妈见过方红梅,居然非常满意。

     白素珍夸奖红梅模样儿长得俊,说她知书达理,言谈举止得体,还特别会体贴人。

     “老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真是一点儿也不假。都怪加林以前在信里面没有把你介绍清楚,让我产生了误会。看来,我儿子眼光还是不错的,没有看走眼。”白素珍拉着方红梅的手,笑呵呵地发着感慨,“当然,我反对你们恋爱,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希望加林将来找机会去河北工作,让我们母子在有生之年能够生活在一起。他如果在湖北安了家,我的团圆梦想也就落空了。唉,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也不强求了,不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

     紧接着,白素珍从手提包里拿出两百元钱,交给方红梅。

     她说这是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也是她送给儿子的结婚贺礼。

     红梅客套地礼让了一阵,最后还是红着脸收下了。

     王加林见到这种场面,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恋爱纷争对母亲的怨恨也烟消云散了。

     他发现母亲与春节时相比,明显地瘦了,眼眶大了,脸上只剩下一张黄皮,免不了有些心疼。

     拉了一会儿话,喝完一杯水,白素珍突然转移话题,卖起了关子。她问儿子和儿媳:“你们猜,我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

     加林和红梅迷惑不解地望着白素珍。

     除了王李村、白沙铺和孝天城,她还能从哪儿来呢?但白素珍既然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来,显然不是这三个地方。

     “方湾镇?红梅的家里?”王加林问。

     白素珍抿着嘴摇摇头,然后笑了笑:“说出来,吓你们一大跳。”

     加林和红梅更觉蹊跷。

     “我是从胡月娥前夫家里来的。”白素珍如同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开始喝第二杯开水,慢慢地介绍胡月娥前夫家里的情况。

     她首先骂胡月娥贱,对胡月娥看上王厚义难以理解。

     白素珍说,胡月娥的前夫健在,长得高高大大的,身材非常魁梧,英俊潇洒,看上去像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虽说有精神病,但只是间歇性的。不发病时,跟正常人一个样,甚至比一般人还会体贴人。每天都是五更不到就起床,到河里去打鱼,天蒙蒙亮送到街上去卖,然后回家吃早饭。

     胡月娥的婆家也是非常幸福的。公公婆婆都很扎实,婆婆帮儿子媳妇带孙子,公公开了个豆腐铺,打豆腐赚钱。二老膝下共有三个儿子,都已结婚成家。胡月娥的前夫是老大。老二是木匠,做家具和农具卖,一个水车就可以卖到两百元。老三在部队里当兵,是个连长。两个弟媳也都通情达理。

     加林和红梅听得目瞪口呆。

     这些都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他们只知道胡月娥的前夫患有精神病,经常打胡月娥。胡月娥被打怕了,就扔下家里的大人和小孩,一个人出外乞讨。到王李村时,在本家二爹的撮合下,被加林他爸收留。

     王厚义和胡月娥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胡月娥前夫家还不知道她的下落,一直在到处找她。”白素珍神神秘秘地继续说,“我这次去她前夫前,把胡月娥的藏身之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准备近日去王李村扯皮。我到要看看,王厚义胡月娥这对非法同居的奸夫**如何应对!”

     王加林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觉得母亲的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但又不好明说。他问母亲,这些天是在哪里度过的,在哪儿居住,吃饭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白素珍于是一五一十地谈起了她在孝天城、双峰镇告状和在王李村调查取证的情况。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加林和红梅听得身上寒毛直竖。

     他们觉得白素珍太厉害了,几乎把孝天城所有的政法部门都搅得不得安宁,而且正值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如果一个人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公序良俗的认同和对风俗习惯的尊重,那是极其可怕的。在两个年轻人眼中,白素珍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为了自己出一口怨气,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及任何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身边所有人受到的伤害。这种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因为无知,所以无畏;因为无知,才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碰壁。这起案子,如果全权委托给一个专业律师代理,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更不会发生那么多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白素珍说,拿到王李村党支部开的证明之后,她又去了双峰卫生院,找负责抢救她养母的医生了解情况,并让医生出了一份证明。

     带着这两份证明,她再次找到双峰派出所。

     派出所杨所长认真审查之后,认为证据比较充分,就把案子移交到了双峰法庭。

     双峰法庭承诺会尽快开庭审理。

     接下来,白素珍就去了孝天城,到法院询问房产纠纷案子的情况。

     孝天法院还是那句话,让她先回河北保定,等候通知。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有摊出最后一张王牌。她拿着冯婷婷写的那封信,去找孝天市某副市长。

     副市长和曹书记一样,答应去找法院院长,督促法院尽快审理。可是,当她再次去市法院时,民事审判庭苏庭长态度依然不买账。

     苏庭长说,他已经收到了好几个领导批字的纸条,但不管托谁说情,案子还是得他来办理。他不办,你白素珍找再多的人,就算搬来天官,也没有用。

     白素珍与苏庭长大吵了起来。

     她不顾法院工作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市法院院长办公室。

     法院院长对她相当冷淡,甚至态度生硬。

     白素珍于是乘车到省城武汉,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高院接待甚为热情,对白素珍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但涉及到案子时,却说鞭长莫及。因为他们只受理重大的刑事案件,以及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和经济案件。

     “这都是些什么当官的!”白素珍讲到这里,已经怒不可遏,“难怪人们说,宁可冤死人,也不找衙门。我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清楚楚地摆着,要多好判,就有多好判。可他们就是拖,拖!不予审理!他们不知道,拖一天要耗费我多少钱。我已经花了四五百块钱了。我再也受不了这口窝囊气,我要采取行动!不闹出点儿事来,他们是不会理睬的。昨天,我给孝天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话当然是很不好听的。我说,我将去双峰镇王李村,住进那栋本来属于我的房子里,要她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

     白素珍说,她准备到白沙铺找大货,让大货去召集二货和三货,伙同胡月娥前夫家的人,清明节期间到王李村大闹一场。把那栋“本来属于她的房屋”拆掉,用汽车把檩子、椽子和家具拖到牌坊中学来。

     这样一闹,法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王加林听后,当然很不赞成。

     说实话,他被父母闹怕了。想起父亲和母亲扭打成一团、哭天喊地、争吵叫骂的场面,他就不寒而栗。

     小时候,加林是胆怯。一见到父母打起来,他就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手足无措。现在呢?主要是顾及面子、顾及名誉。那种自己的父母打架、几十人或者百把人围观的场面,是叫人难堪的。何况,他的父母不共戴天,为了丑化对方,都极力编造最丑恶的事实,互相攻击,说出一些最难听的话来。

     加林劝白素珍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任性蛮干。事情总得通过政府、通过法院慢慢解决。性急没有用,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白素珍哪里听得进去!

     她甚至儿子不支持她正义行动相当恼火。发誓般地宣称,无论加林清明节回不回王李村,她是去定了的,而且一定要闹得天翻地覆!

     白素珍说完,就拎起手提包,气呼呼地走了。

     方红梅赶紧跟着出去相送,问婆婆准备去哪儿。

     “我去白沙铺找我的几个弟弟,他们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亲姐姐受别人欺负,站在一边儿置之不理,无动于衷。”白素珍没好气地回答。

     白素珍走后,加林陷入到激烈的思想斗争中。

     他知道,如果把他爸逼急了,王厚义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是父母互相残杀,闹得鱼死网破,任何一方有个三长两短,都是他不情愿看到的。

     阻止这次冲突,恐怕已经不可能了,但王加林觉得,自己清明节还是应该回王李村。

     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父母闹出事来。

     四月五号,王加林天蒙蒙亮就起床了。他连走带跑地赶往花园汽车站,可汽车还是提前发车,已经开走了。

     下一班车是午饭以后,来不及等。他只好原路返回牌坊中学,骑着自行车往王李村赶。

     途经双峰镇时,碰到了在那里赶集的皮匠三爹。

     皮匠三爹说,胡月娥的前夫和公公昨天下午就到王李村来了,还带着胡月娥和前夫生的两个小孩。胡月娥乱吼乱骂,面目狰狞,发疯一般地赶他们走,甚至抄起锄头,扬言要挖死两个小孩。疯子和他的老父亲吓得要命,当天又带着两个小孩回去了。加林他妈素珍是今天上午到王李村的,在村口遇到了胡月娥,她突然饿虎扑食般地向胡月娥冲过去,狠狠地抽了胡月娥两个耳光。胡月娥大声叫骂。王厚义闻讯从家里冲出来。白素珍则大喊着“救命”,跑进了村支书家里,把门顶得紧紧的……

     “你一定要理智,”皮匠三爹嘱咐加林,“不要偏向任何一方。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们毕竟都是你的老人。”

     加林谢过皮匠三爹,骑车向王李村疾驰。

     想起父母打架时的情景,他羞愧难当。一个跑,一个撵,喊的喊,骂的骂,这像什么样子啊!

     加林到家时,已是中午。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他正纳闷,本家二爹来了。告诉他说,他爸厚义和他妈素珍都在村支书家里。法院里来人了,正在处理。

     听说有法院的人在,加林那颗悬着的心这才着了地。他把自行车停在大门口锁好,往村支书家去。

     加林首先看到的是父亲王厚义和继母胡月娥。

     胡月娥怀里抱着加草,右手牵着加叶,正在向围观的人们诉说自己挨打的情况。王厚义则坐在村支书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似乎在探听屋里的动静。

     看到加林,王厚义迎着他走了过来。

     “走走走,回去!”王厚义拉了一把加林的衣襟,径直往家里走。

     加林只有老老实实地跟着他爸往回走。

     “没吃饭吧?”进屋后,王厚义问。

     加林说,在路上吃过两个包子。

     “陪我喝盅酒。”王厚义拿出两个酒杯,端出一碟兰花豆和一碗臭豆腐,然后提起装有半瓶白酒的酒瓶子,把两个酒杯斟满。

     加林感觉父亲的行为有些不正常。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四十岁的男人身心交瘁。

     “我前生造了什么孽啊!”王厚义一口一杯地喝完几杯酒之后,突然号啕大哭,双手抱着头发稀落的脑袋,泪珠掉进了酒杯里。

     加林默默无言地陪着他爸喝酒。

     王厚义抽泣半天之后,又抬起头来,怒目圆睁,质问王加林:“你回来干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要回?”

     加林无言以对。

     他心里的确有点儿同情和可怜他爸,尽管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爸。

     王厚义仍然不停地喝酒,发呆,叹气,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双峰法庭庭长和村支书来到家里,他才起身让座,倒水递烟。

     “素珍没有走吧?”王厚义问两个领导,“打了人,可不能叫她就这么走了,社员打架还罚款呢。”

     法庭庭长劝王厚义马虎点儿,不要与女同志计较。他又叫加林去村支书家里,把白素珍弄走。

     “那可不行!”王厚义站起来表示反对。

     “她们妇女打架,与你这个男将什么相干!”村支书吼道。

     王厚义还是不服气。

     加林趁机起身,赶紧前往村支书家里。

     与母亲一见面,白素珍就责备加林上午没有回来。

     她说,幸亏双峰法庭的人来得及时,不然的话,她肯定会被王厚义打死。

     加林拎起母亲的手提包,拉了拉她的手臂,叫她赶紧走。

     “你父亲打我呢?”

     “村支书和法院的人都在呢。”

     “今天……今天就看你这个做儿子的了。”白素珍喃喃自语,两条腿筛糠一般,不住地抖动。

     王李村口,王厚义在村支书的挟持下,没有轻举妄动。

     他只是虎视眈眈地瞪着白素珍。但是,在加林回自家门前推自行车时,胡月娥突然像猛虎一般地扑向白素珍,打了白素珍一耳光。

     法庭庭长迅速把胡月娥推开了。

     白素珍大声喊叫起来,捂着刚刚挨打的脸庞,命令儿子加林为她报仇,去把那一耳光打回来。

     加林扶着自行车没有动。

     他像木桩一般立在那儿,没有动……同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是因为王厚义正用血红的眼睛怒视着他么?是因为胡月娥正用恐惧的眼睛哀求着他么?是因为法庭庭长宣布“两人已经打平了,谁也不准再动手”么?

     说不清楚。

     万分痛苦的王加林泪如雨下,他拉着一个劲上窜下跳的他妈白素珍,失魂落魄地上路了。

     路上,白素珍一个劲地痛骂王加林。

     她斥责加林没有当众揍胡月娥,为她拣回面子。她用最恶毒、最刻薄的话诅咒加林,把满腔的愤怒都发泄在儿子的身上。

     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只想到自己出气,是不会体谅加林的难处的。

     直到她骂累了,骂够了,骂乏了,这才告诉加林:白沙铺的大舅妈病了,在住院,大货没有来;二货和三货又扯客观,不听从她的安排。胡月娥前夫家里人多口杂,意见不一。爷爷奶奶觉得孙子没娘太可怜,想把胡月娥弄回去。老二和两个媳妇又有些担心,怕胡月娥回去之后天天吵闹,把家里搅成一锅羹。最后,只有疯子和他的老父亲响应。

     结果,“好端端的一个计划”就落了空,还致使她挨打受辱。

     “我打胡月娥,是因为听她弟媳讲,她诬蔑我在‘三线’时如何缠住你继父,如何同老马共同密谋,害死了老马的前妻。这是你晓得的,我和你继父认识时,他前妻都死了一年多了。那时你大舅……”

     白素珍又开始无休无止的诉说。

     回到牌坊中学,白素珍整天昏睡,足不出户。

     她偶尔起床写起诉书,控告胡月娥犯有诽谤罪,有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但这些诉状邮寄出去之后,都杳无音讯。

     白素珍不理儿子加林。有什么话,她就对方红梅讲,再由红梅转告加林。

     白素珍说,她准备去白沙铺住几天,再带着马颖过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之后就回河北保定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