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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送走小舅子方敬文,王加林返回银行大院。

     本来准备从院子东头的楼梯上办公楼的,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发现距下班时间只剩下四十来分钟,于是停下脚步,改变主意,开始走向那栋吸人眼球、招人嫉妒、惹事生非的宿舍楼。

     这栋楼是五个月前交付使用的。大楼投入使用时,确实在孝北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过惯了贫穷日子的孝北县城老百姓眼里,这样的宿舍楼那简直就是皇宫呀!很多新鲜玩艺儿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之前甚至闻所未闻。

     我们已经知道,这栋楼一共四层,在当时孝北县城,已经是最高的建筑了。整栋楼房采用的是砖混结构,这与后来流行的框架结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没办法,关金宇的建筑队当时只有这样的实力和水平。大楼坐北朝南,从西往东共有三个半单元。每个单元八套住房,三个单元就是二十四套,最东头的半个单元,则是四个很宽敞的单间。楼顶平台上立有三个巨大的球型储水罐,负责整栋楼的用水供应。

     楼房是由银行统一装修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装房,业主领到锁匙后,直接可以搬家入住。楼梯间的路灯,采用的是触摸式开关。只要用手指摸一下开关的金属面,路灯就会亮,而二十秒之后,灯又会自动熄灭。——这就让孝北县城人感到特别神奇。他们以前见过的路灯,开关要么是拉线的,要么是纽扣式按动的,开灯关灯都得手工操作一次,已经开着的灯,如果你再不动开关,它就会一直亮着,怎么可能自动熄灭呢?开灯同样很邪乎,你一定得用手指或者身上的其他部位接触到那个金属面,也就是说,必须碰到肉,如果戴着手套,或者用衣服去碰开关,路灯怎么也不会亮。孤陋寡闻的孝北县城人当然不会想到,在孝感武汉这些大中城市,还有听到声响就会亮的声控开关路灯!

     进家入户,必须通过两道门。外面是镂空防盗门,里面才是木门。防盗门和木门都是上锁的,所以,进门必须有两把钥匙。墙面和房顶做的白色乳胶漆,客厅、餐厅、厨房和厕所铺有地板砖,卧房的水泥地面刷了地板漆。主卧和餐厅的窗户是铝合金框,茶色玻璃梭拉门,客厅与餐厅之间隔着铝合金玻璃幕墙,正中间是一扇梭拉门。最吸人眼球的,还是客厅和餐厅的吸顶灯,以及卧房之间墙面上的壁灯,全部打开时,真的能给人金碧辉煌的感觉。

     因为套房总共只有二十四套,而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一百多名干部员工,在分配住房之前,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支行成立了由办公室、人事科和机关工会联合组成的住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方案的制定及具体实施。方案首先把在孝北县城有住房的职工或者配偶有住房的职工排除在外,然后设置了多项指标,对职工进行综合评分。这些指标包括职务、职称、工龄、行龄、获得的荣誉和奖励、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烈士家属、是否军属等等。不同的指标可以获得不同的分值,当然,职务分值所占的权重比例是最高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官本位特色。

     王加林最初被认定为“配偶有住房”的情形,划归没有分房资格的范围。他怒火中烧,据理力争。老婆红梅在县一中住的那一间单身宿舍能叫“有住房”吗?那就是一个临时安身之处。

     方红梅调入县一中时,学校成套的宿舍早已分配完毕,她被安排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那排简易宿舍居住。简易宿舍是栋坐东朝西的砖瓦平房,背靠花园镇装卸运输公司,面向学校的一片小树林。宿舍一共有十多间,每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住的都是青年教师,以及象方红梅这些新近调入的教师。一通间屋子,既当卧室,又当客厅,还兼做厨房,没有卫生间,内急必须穿过教学楼门洞,去学校的公共厕所。家家户户烧蜂窝煤炉子,为防止煤气中毒,晚上得把炉子提到屋子外面。王加林家的煤炉子一年四季都放在外面的屋檐下,做饭时,把油盐酱醋拿出来,就在露天里炒菜。他觉得每天把煤炉子提进提出比较麻烦。白天黑夜与煤炉子做伴的,还有那辆他上班用的飞鸽牌自行车。女儿王彤快十岁,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还与他们夫妻睡在一张床上。这样的住宿条件,能算他们“在孝北县城有住房”吗?

     王加林向住房分配领导小组陈述情况,找支行领导评理,甚至邀请他们去家里实地考察,好不容易才使自己进入有资格分房人员的大名单。不过,对于他提出的“选调干部适当加分”的建议,行领导和住房分配领导小组没有予以采纳。理由是,这种情况的覆盖面太窄,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享受。好在他有“副股级干部”的头衔,工龄相对较长,又是独生子女,综合得分进入前二十名,最终分配到了顶楼的一套两居室。

     虽然楼层不怎么好,面积只有八十多平米,是整栋宿舍楼户型最小的,但王加林还是非常满足。他毕竟是第一次住单元房,所以,拿到住房钥匙,领着老婆孩子进入新居时,他们都有一种宛若进入天堂的感觉。紧接着,就开始做搬家前的准备工作。

     结婚时,他们什么家具也没有。后来手头稍微宽裕一些了,王加林就买了两棵杉木,请别人铸成木板。木板晾干后,再找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四屉柜、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方桌和四把椅子,请油漆工做了油漆,加上之后添置的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这就是他们聚积在孝北县一中的全部家当。

     本着“能用尽用,缺啥补啥”的原则,加林和红梅多次商量反复研究后决定,定做一个挂衣柜、一组低柜、一个茶几和一个电脑桌,购置一个三人沙发,在厨房里安装抽油烟机,在厕所里配燃气热水器。初步估算了一下,五千元钱基本上可以搞定。至于空调,等来年热天到来之前再装。

     为了保证新居的美观和协调,他们把旧家具抹得锃亮,该维修的都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并忍痛割爱,扔掉了一些没有实用价值或者有碍观瞻的东西。诸如,因排水管腐烂早已搁置不用的洗衣机,底部发裂且破了檐儿的洗脚盆,油漆脱落、靠背断裂的木椅子,皮革破损、弹簧松懈、一坐一个坑儿的旧沙发,以及生了锈的饼干盒,有点儿漏水的铝鼓子……保留下来准备进入新居的,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精品”。经过用心的摆设和布局,家里焕然一新,很有个看头。他们简直觉得自己步入了富人行列,达到了小康水平。尤其是抽油烟机和热水器第一次亮相,着实让一家三口兴奋了好一阵子。王彤最高兴的,是她终于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再就是,洗澡不用坐在脚盆里了,能够站在花洒下面淋“热雨”。

     搬家那段日子,乔迁之喜洋溢在整个银行大院,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条件好的人家,旧家具旧家电都不要了,全部换成新的。成套的高档家具、几千元一幅的落地窗帘、平面直角彩电、卡拉OK音响、双开门冰箱……各种新玩艺儿让人眼花缭乱。

     “老银行”们比赛式地高消费,让王加林夫妇大开眼界。

     这种情景在中小学校园里是很难看到的。工作在银行怎么就那么有钱呢?加林进银行时间不长,所在部门又是“清水衙门”,对收入的变化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至于行业内部的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他偶有耳闻,但没有实质性地接触或者遇到过。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银行天天与钱打交道,钱进来钱出去,做的就是钱生意,弄钱自然不是太难的事情。——对于王加林的疑问和困惑,方红梅是这样解释的。

     王加林嘲笑她是妇人之见:你以为银行里那成堆的钞票能够随便抽几张带走么?银行职员经手的都是客户的钱,日清月结,每天的账目必须做到分厘不差。如果差钱,当班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不查清楚下不了班。这就是银行的“三铁”——铁账本、铁算盘、铁制度。

     “铁个屁!钢都能熔化,铁就没有被锈蚀的时候?只有你那么天真。吃不到葡萄,还说葡萄是酸的。”方红梅反唇相讥,对于王加林的解释根本就不屑一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搬家时,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自己掏钱,搬家后基本上没人上门恭贺。再看看几位行长和罗新初,搬家也好,去武汉买家具也好,去孝感买家电也好,哪家不是企业派车派人、厂长经理轮番上门?谁知道那些家具家电是他们自己买的还是企业送的?你又说得清楚他们收了别人多少礼金?”

     王加林无言以对。

     虽然方红梅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女人看问题的眼光有时候还是很毒的,这点他必须承认。

     搬家那段日子,进出银行的大卡车的确都是企业的,基本上看不到出租车。眼见别人家门庭若市,而他们家门可罗雀,心里也的确产生过不平衡,但方红梅的“葡萄理论”,还是伤了王加林的自尊。

     也不是完全没人向王加林献殷情。

     搬家没几天,余丰新就来找过他,看他家里窗帘没装,就提出帮他们装好,因为支行办公楼正准备装窗帘,费用可以记在一起,由支行统一结算。

     王加林没有同意,搞得余丰新非常尴尬。

     事后,方红梅骂他装清高、假正经,余丰新提出用支行的钱给他们装窗帘,肯定是想借机把自己家里的窗帘也一起装了。王加林回绝之后,余丰新也没有机会搭这趟顺风车,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王加林振振有词,声称自己不是那种存心想吃别人家葡萄的人。别人家的葡萄,吃不到也就罢了,不吃更安心,吃了反而会睡不着觉。他一直坚守这样的观点,并以此来回应方红梅的唠叨。

     虽然搬家期间没人上门,但完全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家还是热闹过一阵子。亲戚朋友接连不断地来参观和拜访,让他们经常忙得整天脚不沾地,有时焦头烂额,有时不亦乐乎。比方,加林的母亲带着他的同母异父妹妹从保定来过,红梅的父母带着她的小弟弟敬武从方湾镇来过,加林的父亲、继母带着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妹妹从潜江来过,红梅的妹妹腊梅抱着正在吃奶的儿子来过,方敬文、李华和亮亮一家三口来过,人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带着B银行、C银行和D银行的办公室主任来过。还有师范时的老同学,牌坊中学的老领导、老同事。早已定居美国的王加林的亲姐姐王加花第一次回国,本来说好也要来孝北县城看望他们的,后来因为身体上原因,以及沟通中出现了一点儿误会,最后没有成行。这事有点儿复杂,加上不是特别愉快,我们暂时搁置,等后面有机会再说。

     家里来了客人,食宿是必须安排的。关于吃饭,时间充裕就自己买菜在家里做,时间紧张或者人数较多,就去街上的餐馆。住宿不成问题,家里那么宽,多准备几床棉絮和棉被,直接打地铺。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项目,那就是打牌。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们一般都想打麻将或者“斗地主”,这也是主人必须安排的。

     加林和红梅是在牌坊中学学会这两种游戏的。麻将和扑克一度成为他俩和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广广消磨业余时间的主要娱乐工具,四个人都在的时候就打麻将,差一个人的时候就“斗地主”。赌博犹如吸毒,不管是大赌还是小赌,沾上了就会上瘾。无论是在牌坊中学,还是后来住花园镇,也不管工作、学习和家务有多么忙,两个人总会忙里偷闲玩上几把。赢钱时高兴,输钱时扯皮。打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红梅老师,在县一中和银行里都有相当固定的“麻将班子”。一声召唤,大家都会迅速聚到一起,团团围坐,乐此不疲。所以,陪客人打牌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两个人抢着上场,有时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山朝,水朝,不如人来朝。已经扬眉吐气的王加林和方红梅,从来都不拒绝别人来见证他们的风光。不过,也有两类客人不受他们的欢迎:一类是推销产品的,另一类就是来找他们借钱或者要求贷款的。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王加林被聘任为支行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牵头副主任。在支行印发的聘任文件中,他和余丰新的职务都是办公室副主任,只不过他的职务后面多了个括号,加了“主持工作”四个字而已。为表述方便,我们暂且还是把他当成是办公室主任吧!那么,办公室主任究竟是多大一个官儿?有多大的权力?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

     银行虽属企业,但在管理上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各级行的办公室都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的综合部门,协调左右,联系上下,沟通内外,服务领导,服务机关,服务基层。没有人做的事情都该办公室做,没有人管的事情都该办公室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管部”。作为部门负责人,办公室主任除了做好公文处理、会议组织、行政后勤这些日常事务以外,还要充当行领导的智囊和耳目,当好参谋与助手。通俗地讲,就是履行“********”的职责。忙,是办公室主任的标志性特征。至于权力,可以说很大,因为办公室主任是领导身边的人,能够“通天”;也可以说很小,部门负责人毕竟属中层干部,大小事都得向行领导请示汇报,特别是遇到要花钱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擅自拍板。这些套路和门道儿,做过机关工作的人一般都很清楚,但没有在机关呆过的,可能就是一抹黑。

     当官的人往往都喜欢揽权,恨不得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权,才会有人来找来求,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才会取得更多的利益和灰色收入。钱权交易,权色交易,都离不开一个“权”字。人民教师出身的王加林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开窍,也许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权”带来的好处,没有切身体会“权”的用途和威力。面对炙手可热的权力和大权独揽的机会,他却近似于麻木。用旁人的话讲,就是政治上表现得比较幼稚。

     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的工作职责,笼统地讲,也是办文、办会、办事三大块。

     办文就是公文处理。起草领导讲话,整理会议纪要,撰写总结报告,向上级行、县委县政府及人民银行报送重要信息,向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投寄宣传稿件,按程序进行办理收到的文件,签署承办意见,送行领导传阅或批办,对已经办结的收文和发文进行整理归档。

     办会就是会议组织。一旦行领导决定召开会议,办公室就要迅速制定会务方案,起草会议通知,并且逐个单位、逐个人地通知到。接着开始准备会议材料。会议议程、主持稿和领导讲话一般由办公室负责完成,其他专业部门负责完成的材料,也要由办公室催收,集中装入会议文件袋。再就是会场布置。桌椅及桌签的摆放,会标的制作及悬挂,音响设备及话筒的调试,绿植、鲜花和水果的购买,办公室都得亲历亲为。会议开始之后,负责会议现场管理和会议纪录,会议结束之后,负责会议纪要的整理,以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

     办事就是行政后勤服务。主要包括四项内容:烟酒茶等接待用品的管理、车辆的安排和调度、煤气供应证的办理和发放、福利物资的组织及采购。

     即使没有办公室工作经历,从上述简单的介绍和事项罗列中,我们就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办文是脑力活儿,必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专业水平,这差事枯燥乏味,既辛苦又难出成绩,而且会经常挨领导的批评;办会表面上光彩,办公室其实就是个跑腿、提草鞋、擦屁股的角色,为他人作嫁衣裳,吃力不讨好,也没有什么权力;行政后勤服务是最实惠的,虽然有点儿繁杂,但关注的人多,都是些肥得流油的美差。

     可是——这里是可以加着重号的——可是,支行办公室“一把手”王加林同志在宣布主任分工时,却明确办文和办会由他分管,而把行政后勤一摊子全部交给了余丰新。他会不会是脑子里进水了?或者是脑袋瓜子让驴踢了?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脑瘫“二百五”王加林主动放弃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权力。

     A银行孝北县支行公务接待是比较多的。上级行领导、县委县政府领导、市县人民银行领导、业务主管部门、业务监督管理部门、县直各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新闻媒体、重点客户……各类调研、检查、交流、谈判、联谊每年总有数十次。接待来访的领导、嘉宾和客人,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烟、酒、茶。为确保这三样东西的质量和档次,由支行办公室对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简单地讲,就是支行不定期大量购买一批回来,存放在办公室里。遇有公务接待时,需要的行领导或业务部门按规定到办公室领用。该不该领用,领用多少,必须经过办公室分管主任审核批准。

     前面已经交待过,支行有三辆小汽车。BJ吉普“切诺基”是运钞车,负责各营业网点尾款钱箱的接送,以及上门收款工作。银灰色桑塔纳是行长赵国栋的专用车,非紧急特殊情况,其他人一般不得动用。白色标志是机动车辆,其他行领导或者各部门需要使用时,可以向办公室申报,由办公室分管主任审核批准。虽然只有一辆车的调度权,办公室分管主任还是有很多人巴结,因为能否要到车,全在于主任的一句话。更重要的是,三个司机的工资和资金,是按出车里程计算的,而出车单又由办公室分管主任开具。三个司机分别姓秦、唐、宋,囊括了我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朝代,所以,大家也把分管他们的主任戏称为“三朝元老”。

     煤气供应证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特有的福利。孝北县只有一家液化气公司,负责县城居民生活所需煤气的供应。因为拖欠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贷款,液化气公司每年都以提供煤气供应证的方式,充抵一部分应付未付利息。支行办公室按照全行员工数量,每人办理一本煤气供应证,可以免费罐装十二坛子液化气,足够一个家庭一年使用的。另外,为保证支行食堂和机关烧开水的需要,还会办理一些公用煤气供应证,由办公室负责管理。这些公用煤气供应证的发放和使用没有任何记录,如何处置全由办公室分管主任说了算。

     最后再来说说福利物资的组织和采购。从孝北县一中教师们愤愤不平的议论中,我们已经知道,银行每年发放的福利物资是很多的。买哪些物资,买谁的产品,价格怎么确定,都由办公室分管主任去交涉。这其中的猫腻,我们不说,想必大家也会心知肚明。

     隔三差五地,总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支行办公室,他们无一例外地找“余主任”,而对办公室“一把手”王加林总是视而不见,好象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因为两个主任在同一个房间,客人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的,感觉有些不方便。余丰新就知趣地起身,把客人带到外间的沙发上,坐在“会客厅”里谈。如果打字员袁萍不在,他们有时也到袁萍的小房间里去谈,或者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站着说话。

     每逢这个时候,在办公室里埋头看文件或者写材料的王加林心里就会产生些许的失落,甚至有点儿后悔当初的分工,导致现在大权旁落,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酝酿办公室主任分工时,王加林没有考虑得这么复杂,他只是本着有利于工作的原则,把他和余丰新两个人的特点作为分工的依据。他很清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转业军人余丰新根本就不懂公文,更没有能力起草行领导讲话、整理会议纪要,不适合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办文”只能义不容辞地落到他自己的肩上。“办会”与“办文”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议是离不开文字材料的,所以,他索性把这一块也挑了起来。最后,只能让余丰新分管行政后勤工作。

     客观地讲,余丰新还是一个不错的搭档。他为人老实本分,做事勤勉认真,对王加林也特别尊重。王加林安排的工作,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王加林要烟酒茶,要煤气供应本,他二话不说,忙不迭就去绿铁皮柜里拿,要多少给多少,从来不问用途和缘由。提出帮王加林家安装窗帘,他也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几个行领导家里的窗帘,都是他一手经办,全部纳入了支行办公楼窗帘的大账里。反正预算已经超了,也不在乎再多开支一点儿。在服务行领导方面,余丰新更是全力以赴,从来不用王加林操心。

     不过,无原则地服从有时同样会惹出麻烦。由于余丰新对每一位行领导提出的要求都想方设法去满足,尽量做到有求必应,可行领导的需求又是有差别的,有的需求多,有的需求少,所以,最终享受到的待遇就不尽相同。结果,所得比较少的领导心里就不舒服。去年年终决算时,孙建伟和李金林两位副行长对办公室的接待用品管理提出了质疑,认为烟和酒的使用量太大,管理比较混乱。他们还在非公开场合举例说,钱仲元家每次来了客人,余丰新都把公家的烟酒往他家里送,连打麻将抽的都是公家的烟。

     看到班子成员之间产生矛盾,赵国栋只得从中带和。今年春节过后,赵行长主持召开办公室工作会议。会上,他委婉地指出,由于副主任余丰新自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负责管理烟酒茶这些物品不太合适。瓜田李下,各避嫌疑。为防止产生误会,避免干部员工说嫌话,烟酒茶等接待用品改由不抽烟的王加林主任管理。

     就这样,王加林被动地履行了部分行政后勤管理职责。管理烟酒茶不久,他就接连遇到了两件闹心的事情。

     清明节前后,不断有人来找王加林推销茶叶。都宣称是刚出来的新茶,有的还拿出样品放在办公室里或者送到他家里试喝。出于谨慎,王加林一直没有购买,并且总是以“支行已经买过茶叶了”的谎言应付。

     有一天,王加林上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找上门来,同样是推销茶叶。这位老师和他同是王李村人,也姓王,教书时对他还特别好。培养他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提拔他当班长,还经常把他写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朗读。王老师是民办教师,由于参加转公办教师的考试没有通过,最后被双峰山教育组辞退了。王加林同情老师的遭遇,不忍心拒绝。更重要的是,他过细看过王老师提供的茶叶样品,还送给几位行领导品尝过,大家都说茶叶不错。于是,他就以每斤三百元的价格买了五斤。钱货两清之后,王老师谢绝了加林请他吃饭的好意,径自走了。送走王老师,加林返回办公室,兴致勃勃地拆开一包茶叶,准备先品为快。撕开包装盒,从塑料袋里抓出茶叶时,他发现不大对劲。因为里面的茶叶不是绿色,而是暗黑色。用手一捻,居然成了粉末。这哪里是什么新茶!分明是过期不知多久的陈茶叶。他撕开另外四盒,也都是一样的陈茶叶。他气得浑身发抖,冲到阳台上向外张望,早已不见王老师的身影。

     花1500元钱买了几包根本就不能喝的茶叶,王加林自认倒霉。他也不好意思拿着那张发票找行长签字报销,就撕碎扔进了废纸篓里。全当是自己援助了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吧!但过后每想起这件事情,他还是感觉特别不舒服。

     另一件事情是关于香烟的。八月上旬的一天,赵国栋与王加林聊天时提到,支行接待用的香烟档次太低了。

     “B银行、C银行和D银行用的都是红塔山,只有我们用的是阿诗玛,有点儿掉形象。”赵国栋说,“没听到别人讲么?阿诗玛,将就耍;红塔山,发一湾。虽然一包烟的价格只相差三元钱,但品质和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在这些细节问题上表现得不大气,显得我们A银行比其他银行低一头。”

     王加林当即表态,库存香烟用完后,马上改为红塔山。

     赵国栋问,办公室库存香烟有多少。

     加林回答,十条左右。

     “不要等了,赶紧换!”赵行长不容置疑地吩咐道,“把库存的阿诗玛处理掉,退给烟草公司,或者换成红塔山。”

     当时信贷股的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正好在场,她主动提出,这事交给她去办,因为她与县烟草公司的财务人员都很熟悉。

     王加林就把十条阿诗玛香烟交给了姚丽琴。阿诗玛七元钱一包,七十元一条,十条烟价值七百元钱,正好可以换七条红塔山。

     姚丽琴把阿诗玛拿走后,好几天都不见她来还红塔山。

     王加林催了她几次,过了一个星期,她总算拎着红塔山香烟出现在办公室。不过,数量不是七条,而是五条半。她说,赵行长用了一条半。

     王加林一听,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从办公桌上拿起《接待用品领用登记簿》,扔到姚丽琴面前,显然有些不高兴地说:“你登个记吧,让赵行长签字。”

     前车之鉴。王加林接手管理烟酒茶之后,对接待用品的购买入库和领取使用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每一次发放,领用人都必须签字。唯有行长赵国栋例外,他领用东西,一般由办公室登记,也没找他签字,只是备注一下。

     现在王加林突然提出要赵国栋签字,姚丽琴就显得比较犹豫,不愿意登记。

     “你不登记,没有赵行长的签字,这烟我绝对不会收!”王加林果断地宣布。

     姚丽琴无奈,又拎着那五条半红塔山走了。

     走了之后,她再也没来办公室交涉香烟的事情。平时碰到王加林,她也闭口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又过了一个星期,余丰新突然抱着七条红塔山香烟,堆在王加林的面前,同时交给他一张七百元的购物发票,要他签字。

     “是姚丽琴还是吗?我们是以物换物,还开什么发票?”王加林感觉有些奇怪。

     余丰新解释说,这七条烟不是姚丽琴还的,是赵国栋让他去烟草公司买的。

     “那姚丽琴拿走的烟呢?”加林主任继续刨根问底。

     “赵行长说,那烟就留在信贷股,他们秋季开学时去学校代收学费用。”余丰新如实回答。

     听到这里,王加林无言以对,心里却堵得慌。妈的个巴子!一对狗男女!孝北县支行就会葬送在这些人手里。他在内心里酣畅淋漓地痛骂着。加林主任了解姚丽琴的为人,也知道她与赵国栋的不寻常关系,所以感觉无可奈何。事情只能这样不了了之。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非常清楚了。王加林身为银行办公室主任,其实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被动地掌管着烟酒茶,还一次又一次地受打击。但外人不知道这些呀,在很多人眼里,他位尊权重,绝对能够轻而易举地办成许多事情。于是,师范、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学时的老同学来找他,花园镇教育组和牌坊中学的老同事来找他,双峰山风景区和王李村的老乡来找他,王家和方家两边的远房亲戚来找他。推销各种商品的,要求捐款捐物的,求他安排工作的,向他索取供应票证的,找他办理贷款的……应接不暇,经常让他不胜其烦。

     前不久,王加林的老家王李村的党支部书记来找他,说是村里准备办一个小型造纸厂,要求他帮忙贷款三十万元。王加林苦口婆心地解释,造纸厂属高污染行业,尤其是小型造纸厂,银行一般不予支持,贷过款的都在逐步收回,所以,村里的贷款申请肯定难以通过。村支书眼珠一转:“那你告诉我,银行现在支持哪些行业?我们马上把贷款申请改成你们支持的企业。”听到这里,王加林哭笑不得,明白了村里办企业是假,套取银行贷款才是真。王加林自然不能帮这个忙。没想到,村支书一听说贷款办不成,就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说王加林忘了本,“做了驴子白了肚皮”!

     正在他倍感委屈,为村支书的无理取闹愤愤不平的时候,小舅子方敬文又来找他办理贷款了。虽说把小舅子打发走了,但他并不知道敬文又去县一中找过方红梅。

     我们的加林主任经受得住枕边风的袭击么?